去年初夏的一天早上，对门邻居小王急匆匆地拍开我的门，说他刚送儿子强强去上学回来，接到岳父家的急电，告知其岳父病危，要他与妻子马上起程赶赴千里之外探望，请求我代他每天接送在荔城镇读一年级的儿子，并代照料几天。我答应了。
当天中午，我提前来到荔城镇第一小学。进了校门，举目四望，只见昔日破旧不堪的平房被一幢幢崭新的教学楼所取 代，校园里绿草如茵，鲜花盛放，惟有那棵居于校园中心遮天盖地，郁郁葱葱的大榕树与20年前相比没有什么变化。看到这一切，我不胜唏嘘，既感慨时代的变迁，更为儿时我在这里发生的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哀叹。因为此时还未下课，我便来到大榕树下，呆呆地坐在那里，情不自禁地陷入到20多年前的往事之中……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刚满7岁的我进入荔城镇第一小学读书。当我象其他小同学一道，背着书包高高兴兴，蹦蹦跳跳地进入校门时，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如同暴风骤雨，席卷全国，到处都是红卫兵、造反派“破旧立新”、“造反有理”的聒噪声，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受到严重冲击，而首当其冲的是教育部门。从我进入荔城小学的第一天起，我便没有真正意义的读书，因为，当时没有课本，老师每天只是教读毛主席语录，记得上的第一堂课就是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和“斗私批修”的语录。有时甚至从中学抽调学生过来滥竽充数，临时代替被拉去批斗的老师“上课”，如放牛般看着全班小学生了事。我们每天回校，都必须背诵几句毛主席语录或唱一首革命歌曲，才能进学校的大门。学校还经常停课闹革命，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红卫兵挥动《毛主席语录》的红宝书，大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打倒某某某！”等口号，动不动就抓老师批斗，搞得整个学校乱哄哄的。
我做梦也没料到，才入学不久，一件可怕的整人事件降临到我身上。那年冬天一个下午，放学前，老师把我留下，随后带着几个居委会干部和民警叔叔来到教室找我，年幼的我还不知道做了什么坏事，被吓得屁滚尿流，魂飞魄散。过了一会儿，我惊魂甫定，才知道他们是冲我父亲来的。他们说我父亲是“国民党特务”，要我揭发父亲的罪行。当时，我只有七岁，哪知道父亲解放前的事呀？哪知道父亲犯过什么罪呀？但他们硬是缠着我不放，这个说道理“引导”，那个进行恐吓，弄得我心惊胆颤。直到太阳下山，他们还不放我走。天渐渐黑了，由于学校里还没有电，他们便点上煤油灯，继续恐吓我，说我如果不揭发父亲的罪行，就是“小特务分子”。见我老是低着头不作声，没有办法，他们就把我关在教室，要我独自好好想一想。天寒地冻的夜晚，课室里的我孤零零的。外面黑沉沉，北风呼啸，只听到大榕树的“沙沙”声。我很害怕，于是“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听到我的哭声，他们当中来了一个民警叔叔，开门放我走了。我走出课室门口时，他还唠唠叨叨地说：“回去好好想想，过几天再来找你，若不揭发你父亲的罪行，你等着瞧！”
夜深了，我独自一人回家。我从小路经凤凰山的后门走，路过山腰那个防空洞时，害怕得毛发倒竖，浑身起鸡皮疙瘩。据说，抗日战争时，日军在这里投下数枚炸弹，几百人血肉横飞，后来这里经常有鬼哭。想起这个传说，我后悔不该走后门，但既然已经来了，只好硬着头皮往前冲。忽然一个趔趄摔倒了，我爬起来，又向前跑。回到家时，我气喘吁吁的。父亲见到我这个样子，不问缘由，劈头盖脑地责问我：“干吗这么晚才回来？是不是被老师‘留堂’了？别吃饭了！”我满肚子委屈，便又“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因为母亲听到我的哭声，从里屋出来，问我哭什么，并把我搂进怀里。我倒在母亲的怀里，哭得更大声更凄厉了。母亲一边疼爱地抚着我的头，一边轻声地问我为什么哭。好长一段时间，我才慢慢地止住了哭声，把刚才在学校发生的事说了，并问父亲：“你是不是国民党特务？”父亲听完我的问话，不作声，只重重地捶了几下脑袋，便低头长吁短叹。我问母亲，母亲也不答，只有流泪。问得多了，母亲便哽咽着说：“为这事，你爸这几天在单位也挨批斗、挨打。这事说了，你也不明白，等你长大了，就会知道了。好孩子，别害怕，要挺住，啊？”这一晚，我在害怕与迷茫中一夜未有入眠。
回到学校后，我仍然没法揭发父亲的“罪行”，于是，便被扣上“特务”儿子的帽子，被罚每天早晨到学校淋菜、扫地，下午放学后还要参加“四类分子”子女劳动改造，洗厕所，担粪施肥。因此，我遭到同学的歧视，称呼我为“小特务”，并在桌子、凳子上划一条线，与我划清界线，不准我越线，越线便挨打。还有，不论是打球，还是玩课外游戏，他们都不让我参加，个个对我投以白眼，使我感到非常孤独。我经常靠在大榕树下，独自流泪，把榕树根部都洒湿了。然而，性格倔强的我不但没有消沉下去，反而找到了一种自我解脱的办法：每逢开展这类活动，我便在大榕树下，看小人书，并且兴趣越来越浓，不到四年级便能看小说。渐渐地，我习以为常了，不想参加他们的活动。后来，我父亲的问题渐渐淡化了，我才回到同学中间，被批准加入“红小兵”，在这棵大榕树下跳“忠”字舞，唱“现代革命样板戏”和革命歌曲，这时，我才有了一丝丝笑容。
小学毕业后，读高中时，我才从父亲口中得知他那段“国民党特务”的历史。原来，父亲解放前是个小商人，有人警告他说：必须加入国民党才能继续经商。我父亲害怕被停业，便稀里糊涂地参加了国民党，但他实际上从来没有参加过国民党的任何活动。他因此在“文革”中被划为“国民党特务”挨批斗，我也受株连被扣上“特务儿子”的帽子遭到歧视并被罚劳动改造。小小年纪，不懂世事，遭此屈辱，冤枉也乎！
“铃……”下课铃突然响起，把我从沉思中惊醒过来。我抹干眼角的泪水，走向教室，接强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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