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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挂绿副刊”杯“我和我的祖国”征文获奖作品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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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增城日报 作者:[顾海城] 发布日期:[2019-10-09 10:06:22]
  • “日月光,照四方,天上明,地下亮,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咱,有力量……”这是我小时候看过的父母扫盲《速成识字课本》。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6亿人超过4亿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0%以上。毛泽东主席把文盲作为新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扫盲,乃是迫在眉睫的国之大事。正如陈毅元帅所说,“扫盲是使6万万人民睁开眼晴的工作。”10年的新中国扫盲运动,为近1亿中国人摘掉文盲的帽子,可谓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

    我父母都是旧社会过来的地地道道的文盲。父亲有幸参加了位于广东肇庆的华南干部文化学校学习,母亲则到处读扫盲识字班。父母经常在我耳边唠叨,我们这辈子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小时候没有上过学,你要好好读书,做一个有出息的文化人。

    1960年秋天,7岁的我,进了苏北的一所专门为劳苦大众子女开办的“翻身小学”(校名)读书,记得学校校门前悬挂有毛主席画像和“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的对联。课室墙上张贴着毛主席亲笔题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从此,我与读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好好读书是我的初心、是我的梦想,更是父母赋予我的崇高使命。

    1966年夏天,我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增城县最高学府——增城中学,直至1971年7月高中毕业。可是,整个中学读书生涯都是在“文革”时期,我是名副其实被耽误的一代人中的一员。中学时期,虽然未上几天文化课,但经受了磨砺与锻炼,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尤其因为有了一段师生情,还试尝了一种“地下读书法”。

    在那个年代,尊师重道的价值观虽然有了扭曲,但至今增城中学的张林校长、初中班主任宋桂兰老师、高中班主任陈师孔老师我印象很深。他们的行为风范,以及对我的教导与帮助,一直铭刻在我心中。尤其老领导、老共产党员张林校长,知道我是出身革命家庭,而且是来自农村的困难家庭的孩子,对我特别关心。当时,他自己也处在“揍批斗,受审查”的逆境,但仍然伸出援助之手,两元、三元、五元地帮助我。在那个年代,这些钱对我支持相当大,因为学生自己带米蒸饭,每餐菜金只需三分钱。老校长每次给钱我,还附有信件便条,鼓励我说“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家庭生活有多大困难,都要坚持把书读下去”,使我深受感动与教育。

    在增城中学时,被允许读的书很少。我和两位同学偷偷溜进学校堆放待毁书籍的仓库,拿出了《论语》等“四书五经”古典书籍,背着别人阅读。我们把这种做法称作“地下读书法”。至今我还珍藏了1本1956年7月编印的高中课本《文学》。

    我1971年7月高中毕业,8月就进了增城县增江公社桥头学校担任教师。说来真滑稽,连“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都念不准的我,竟然当了初中班英语老师。第二学年我才调整为小学三年级班主任。当我在《应征入伍登记表》上填下“顾海城,桥头学校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副校长)”时,我感到十分荣幸。

    1972年12月,我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一年入党,两年提干,三年进军校”,我一度成了“军中骄子”。当时,全国高等学校陆续恢复招生,但推行是“个人志愿、群众推荐、组织批准、学校复审”16字招生方针。1976年初我进了全军炮兵最高学府——宣化炮兵学院参谋系学习。1977年8月邓小平亲自主持了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会议,决定恢复高考。当时,众多考生的口号是:一颗红心两个准备,考上了感谢邓小平,考不上批判“四人帮”。我算躲过高考这一关。

    我们炮兵部队对文化要求更高,数理化知识都需要。现代化条件下的战争,军队科学文化的学习至关重要。我在部队23年里,除上了宣化炮兵学院外,还到过桂林步兵学院,学习华罗庚统筹法在军事上的运用。

    1984年9月至1987年7月参加广东韶关教育学院政文专业函授班学习,获得大专文凭,并被评为优秀学员。1994年8月至1996年12月参加了中央党校领导干部经济管理专业函授班学习,获得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胡锦涛签发的毕业证书和大学本科学历证书。

    1995年10月,我离开了学习、工作、生活23年的解放军这所大学校。转业地方后,在职学习和自学“永远在路上”。

    2010年7月,我参加了广州市人大代表清华大学专题培训班。联谊晚会上,我自编自演以向往清华大学、向往知识王国为主题的诗朗诵《向往》,获得了热烈的掌声,更荣幸的是,离开学校时清华大学为我们每个学员都颁发了结业证书。

    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有梦想就要奋斗。无论是在学校就学,还是从军、从政和退休。我一直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勤奋读书,认真读书。我2013年8月退休后,仍然把读书学习作为退休后的一种必需的生活方式。既要勤读“有字之书”,又要多读“无字之书”,感悟“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的各自魅力。每天基本做到“三个一”即:日诵一经,每天至少诵读经典一部(篇);日写一篇,每日至少写一篇学习心得笔记、评论文章或日记;日览一遍,每天翻阅十多二十份报刊。还利用“春节”“国庆”长假上山下乡寻找安静之处读书静修,利用空隙时间看书学习,外出住宿时,为了不影响同室同志休息,有时跑到卫生间或路灯下看书学习。

    2015年8月,我荣幸地获得了“书香岭南”全民阅读模范荣誉称号,虽说全省仅有100人获此殊誉,但我心里很惭愧,因为我没读很多的书,也没有把书读好。

    古人云:“少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秉烛之明。”读书学习显然不仅是年轻人的专利,更应该是老年人的养生之道。“老年人也要读书学习”,这是一个时代的命题。

    2013年2月,我被聘为增城区老年干部大学常务副校长。我小时候的读书梦是不当文盲,做一个有出息的文化人。如今,我的读书梦是,一边力所能及参与老年大学的管理,为老年朋友们服务,做老年大学的研究生和志愿者;一边享受学习,在读老年大学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做一名永不退休的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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